给力生态保护捍卫生态安全底线丛花山矾
时间：2022/06/28 07:39:52 编辑：
给力生态保护 捍卫生态安全底线
3月18日消息：根据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报告，截至3月7日14时，大会共审查立案5254件提案。其中，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提案有458件，内容包括推进国家重大生态修复，荒漠化、石漠化、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以及健全生态补偿制度等。
生态提案反映了政协委员们关注的焦点，更承载着民意对“美丽中国”的期待。
自然保护事关生态安全大局
“加强自然保护，不仅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，也关系到国家生态安全大局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说，“必须牢固树立尊重自然、顺应自然、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，坚持把‘两型’社会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，坚决摒弃以牺牲环境、破坏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模式，走生产、生活和生态科学布局、良性互动的可持续发展之路。”
全国政协委员、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高吉喜说：“构建美丽中国，首先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。长期的经济发展使我国的生态保护用地不断缩小，有些保护地已经被蚕食，如果再开发甚至会危及种群安全，国土生态安全已逼近底线。”
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尼玛泽仁的家乡在金沙江边。他说：“虽然国家陆续启动实施了天然林保护等生态工程，但随着各类开发行为增多，川西藏区高原的生态状况不容乐观。”今年，他和30余名驻川全国政协委员递交了个人提案和联名提案，呼吁站在国家战略高度，将川西藏区纳入“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”，并尽早建立系统科学的生态补偿机制。
提高保护效率呼唤“法”护自然
“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、拯救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的最有效措施，也是国家维护生态安全、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重庆市林业局副局长张洪说，“我国目前亟待建立一部《自然保护区法》。”
张洪说：“我国现行有《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》和《自然保护区条例》等法规，对规范和加强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、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和拯救珍稀濒危野生生物等发挥着重要作用。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，自然保护区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。一方面，现行法规的一些内容已不适应新形势的客观需要；另一方面，这些条例和办法的立法层级低，法律效力不足。因此，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工作经验的基础上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制定《自然保护区法》是十分必要的。”
事实上，针对自然保护的立法已酝酿近10年。《自然保护区法》曾列入第十届、第十一届人大的立法计划，但在执行过程中，被《自然遗产法》所取代。这遭到众多学者与自然保护工作者的反对。
张洪说：“《自然遗产法》对自然遗产的定义不科学，不能客观反映我国自然保护的实际需求；混淆了自然保护区与风景名胜区的本质区别，弱化了自然保护区的自然保护作用；割裂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地方级自然保护区关系，破坏自然保护区体系的完整性和统一性；法规内容不仅不能解决自然保护区法制建设所面临的问题，而且还不能与现行自然资源法律制度相衔接，导致法律之间的冲突和管理主体的混乱等。”
全国人大代表、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吴金水等人也认为，加强法制建设是推动自然保护的当务之急。一份呼吁制定《自然保护地法》的议案得到超过30名全国人大代表的署名，正式获得通过，成为北京团的议案之一。
“我国的自然保护地面积虽大，分布却严重不均衡。西部和北部自然保护地数量少、面积大，而东部则数量多、面积小且分散；已建立的自然保护地正遭受破坏，很多重要区域又没有建成保护地。”吴金水建议，制定一部更加宽泛的《自然保护地法》，涵盖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和森林公园等各种类型自然保护地，理顺各种关系，确保它们得到切实保护，促进我国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“五位一体”全面发展。
让社区成为保护和发展的主力
“让社区全面参与保护与发展，成为主要力量，对于破解自然保护与民生发展矛盾是有积极意义的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杨兴平举了一个调研中的例子，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孟屯河谷的约30户社区居民，10年来通过发展家庭旅馆和旅游业，直接转移了约33%的劳动力。2012年，当地居民人均收入近万元，旅游收入占居民收入的50%以上。在民生得到较好发展的同时，有效地减轻了当地生产和生活对环境的压力。
全国人大代表、作家阿来也赞同这个观点。他说：“比如一个保护区，赚钱的都是外来的酒店、商家，为保护自然而付出代价的却是老百姓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百姓怎么能自觉支持保护呢？目前，我国实行的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的保护模式，以及垄断企业经营为主的资源开发利用模式，都忽视了所在地域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。”
为此，杨兴平和阿来等人建议，对我国现行自然保护地的各项制度进行必要的修订。如自然保护管理机构应有社区机构或居民代表参加，以保障社区在保护与发展中应有的权利；除严格保护的区域，还应划出允许公众适度进入和允许有限开发利用的地区；引导自然保护地社区开发生态旅游等具有高附加值的生态产品；鼓励自然保护地社区建立内部管理机制，支持发展个体自主经营、社区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组织等；吸纳以服务社区为主要目标的社会企业，促进社区发展，改善基层民生。